文史天地｜“天下廉吏第一”于成龙的仕途第一站

顺治帝画像

还在湖南冷水滩时，于成龙已经被一病颠连折磨得“英雄气短”。好不容易到达广西桂林谒见上司。上司看到于成龙一行“羸体伶仃”，好心地询问病情后，“劝以方药调治”，不必立即前往罗城。于成龙听出了上司关切背后的担忧，“至是胆落”，“往日豪情，消磨何所？”勉强到了柳州府城，“尚未知罗城在何许也。”“行至沙巩，遇许老乡细询之，乃知对山即是罗境。”行程千里，一路颠连，终于可以马上进入罗城县境，于成龙迫不及待地登山远望，但目之所接，“蒿草满目，无人行径，绕山都似营垒阵场，瘴云惨澹，苦雾凄迷。”于成龙悲从中来，“哀哉，此何地也？胡为乎来哉。”继而“悔无及矣”，后悔当初将“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”，“痴人作梦，以为边界如此，渐入腹里，或不更然。”但事已至此，也只得“可怜黄茅一路，直抵城下”。没想到，城中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。

“八月二十日入县中”。县城的境况“一如郭外”，与城外毫无区别，“居民六家，草屋数椽”。当晚于成龙“寄居汉寿亭侯庙，支床周仓背后，多不瞑目，心如刀割”。第二天黎明到县衙门一看，“廷无门垣，两墀茅草，一如荒郊。中堂草屋三，而东断为宾馆，西断为书吏舍，中开以门，入为内宅，茅屋三间，四面皆无墙壁。”于成龙大失所望，哀叹“此为活地狱也”，又一次责怪自己“胡乎来哉？”如果说路途中的于成龙对罗城还抱有一丝希望的话，那么现在身临其境，则彻底破灭。“绝望”的于成龙“忧从中来，病不自持，一卧月余”。

一个官员到任没有奋发作为，反而被困难击倒，一病不起，卧床长达月余之久，这让我们深感吃惊。不仅如此，于成龙居然还“谋为归计”，心生打道回府之意。于是向上司申请，上司“置之一哂”，不予理睬。凡此种种，皆与我们对“天下第一廉吏”的想象多有出入。于成龙自述此时心迹说，“止欲生归故里”——我只想活着离开罗城。与其说这是他的谦辞，倒不如说是真实写照。

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、普通、平常的于成龙，但“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”，罗城是于成龙一生事业的起点，在平常的背后，有着非常的一面。

二、是赤子：“诚中形外”

“万里惟余一身，生死莫能自主。”罗城的困难虽然让于成龙失望甚至绝望，但“事到万不得已时，只得勉强为之。”于成龙振作精神，开始履行职责，治理罗城。

罗城是于成龙事业的起点，也是他一生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但让我们稍感意外的是，对罗城的政绩，他只是轻描淡写而已。官方的《清史稿》如是记载于成龙在罗城的业绩：

于成龙画像

成龙到官，召吏民拊循之，申明保甲。盗发即时捕治，请於上官，谳实即处决，民安其居。邻瑶岁来杀掠，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，瑶惧，誓不敢犯罗山境。民益得尽力耕耘。居罗山七年，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。牒上官请宽徭役，疏鹾引，建学宫，创设养济院，凡所当兴罢者，次第举行，县大治。（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七十七列传六十四）

这样的记载与于成龙书信大同小异，只是后者更为详尽一些。

首先是通过保甲等制度维护境内治安，“渐次人心信服，地方宁静”。这引起了上司对于成龙的初步关注，“上台采访真确”，进而获得了上司的信任，“于是有大事始行解省，小事即行处决之通行。”境内虽平，但邻县的匪徒常来劫掠。于成龙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“至是，上台采访更确，反厌各州县之请兵不已，报盗不休，为多事也。”当时广西各州县的治安普遍不好，而地方官的处理办法是反复不断向上司请求派兵支援，而于成龙的办法则是“约集乡民练兵”，充分利用当地百姓对治安的渴望，变民为兵，组建地方团练；然后自己身先士卒，“亲督剿杀”；又与普通百姓“椎牛盟誓”，官与民“齐力攻击”，最终保障了罗城的治安。在此过程中，于成龙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的生死情谊，“嗣后官民亲睦，或三日，或六日，环集问安，如家人父子”。

于成龙在罗城七年，政绩突出。当地民谣说：“武阳岗三年必一反。”但在于成龙到任的三年后，“人心既和，瑶言不验”。民谣又云：“三年一小剿，五年一大剿。”但如今“比及五年，又复无事”。不仅治安好转，而且风俗大变，“民俗婚丧之事，亦皆行之有礼，感之以情”——“罗城之治，如斯而已”，于成龙如此轻描淡写。

在书信的最后，于成龙如是总结在罗城的七年：

自数年来，本非为功名富贵计，止欲生归故里。日食二餐，或日食一餐，读书堂上，坐睡堂上，毛头赤脚，无复官长体。夜酒一壶，值钱四文，无下酒物，亦不用箸，惟读唐诗，写俚语，痛哭流涕，并不知杯内之为酒为泪也。间尝祝城隍，我无一亏心事，当令早还乡井。今得遇合，岂非上苍默佑？回思同寅诸人，死亡无一得脱，兴言及此，能不寒心？是以赴蜀之日，益励前操，至死不变。此数年之大概也。偶书寄，以发知己万里一嘅。

这样的总结看似平常，其实不然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于成龙的“性情”。康熙皇帝曾经称赞于成龙“正直洁清”，这段话恰好可以成其注脚。于成龙谦称自己罗城七年“本非为功名计，止欲生归故里”，随后叙述在罗城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俭朴自然、随性洒脱，但细究起来，又非常人所能及。诸如两次说到读书：“读书堂上”、“惟读唐诗”，又说“痛哭流涕，并不知杯内之为酒为泪也”——这让我们想起阮籍的“穷途之哭”——什么样的人才能如此？或许，唯有高洁脱俗、赤子情怀的“性情中人”才能如此。本此性情，发之于外，所成之事，才会于扪心自问之际，坦然“我无一亏心事”。高洁性情，理学名臣、也是于成龙知己的熊赐履在于成龙的墓志铭中赞其“质任自然”“诚中形外”，诚为知人之论。

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，基于“仁者爱人”的赤子情怀，于成龙虽然偏处一隅，却不为之所限，而是思接千载，以恢弘的历史及其中的伟大人物来激励自己。这从于成龙在罗城期间写的两首诗中可见一斑：“窗前驯鸽行书案，惊醒主人午梦时。起坐闲看十七史，古今成败有谁知。”“子厚当年被谪时，柳州城上写新诗。那知千载存亡后，我与先生共客羁。”（《罗城署中闲咏》）

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唯有深厚的情怀，才能开拓出宽广的胸怀，也才能开拓出广阔的前途。唯有以赤子之心、冰心玉壶的情怀、品质从事凡俗的事业，才不会为尘世所污染，而凡俗的事业也才能获得傲立世间、辉映历史的永恒。

纵观于成龙的一生，这样的性情是他为人的底色、做事的根基。

三、是大英雄：“义不辞难”

孔子说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一个人纵然有善良的心地和高洁的性情，但如果缺乏付诸实现的勇气，也不能成就伟大事业。于成龙一生多次被委以重任，受命于危难之际。这与他在从政之初就具备的“义不辞难”的担当精神密切相关。

在接受罗城知县任命之初，在大家都不以为然，好友也劝他“缴凭为高见”，不要赴任之际，于成龙说自己“英气有余，私心自度：读书半生，曾知见利勿趋、见害勿避，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？”利害取舍，不仅关系到普通凡人，更是对官员的重大考验。于成龙没有与世同流，而是采取了“义不辞难”的态度，所以，面对好友苦口婆心的劝导，于成龙与之“挥泪而别”——一方面感谢他的好意，另一方面又遗憾好友对自己的不了解。

在罗城时，面对匪徒的掠夺骚扰，“成龙思：渐不可长。身为民父母，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？”后又在未获得上司的许可而征伐匪徒时，于成龙“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列”，但他奋不顾身，依然出战。于成龙谦称为“为民而死，胜于瘴病而死也”，但实质上是“义不辞难”敢于担当精神的再次体现。

于成龙为官20年，“未尝携家属”，只是在赴任两江总督前向康熙皇帝“乞假丧母”，才回家省亲。这样的对家与国的区分，以身许国，深明大义的精神早在他赴罗城就任与家人告别时就显露出来。“天明，举家拜别”，于成龙将祖上留下的田产文券交付长子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做官，不管尔；尔做人，莫念我。”试问天下有几人在为官前这样对儿子说话？然后于成龙“揽辔登程，不复回顾”。于成龙之所以如此叮嘱长子和不回头看家人，并非因为他的无情，而是他深深懂得“家”“国”的区别和以国家为重精神的体现。

大英雄也是人，也有常人之一面。诚然，在初到罗城时，于成龙感到沮丧失望，但大英雄纵有迟疑、犹豫、畏惧、退缩之短暂一时，但绝无长久之一生。罗城的艰苦并没有彻底磨灭他深藏内心的高贵品质和英雄豪气，反而成为激发唤醒它们的特殊机缘，进而事到危难，见义勇为，切实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。

康熙皇帝曾在西苑丰泽园以“理学真伪论”面试群臣。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众人交卷时，康熙皇帝却谈到了于成龙：“理学无取空言，若于某（指于成龙）不言理学，而服官至廉，斯即真理学者。”在康熙看来，衡量一个理学家的标准是践行而不是“空言”。于成龙不谈理学，但做官清廉，这才是真正的理学家。于成龙有名言曰：“学者苟识得道理，埋头去做，不患不到圣贤地位。”于成龙科举出身，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影响，懂得儒家赤子之心、修身养性、正心诚意、见义勇为等抽象的“道理”。其可贵之处，不仅只是就此止步不前，而是付诸行动，“埋头去做”，最后青史留名，“雍正中，祀贤良祠”，得以与列儒家圣贤行列。

曾编辑整理于成龙公牍的李中素感叹说：在我读完于成龙的公牍后，“今而知无意于功者，始能成天下之大功；不遗一事者，始能集天下之大事。本内圣外王之学，以行其致君泽民之志，其在斯乎，其在斯乎！”没有“内圣”的修养，就无“外王”的事业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正是赤子情深、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，成就了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，也使其仕途第一站成了一生辉煌仕途的起点。

「本文刊于《文史天地》2023年第6期」

版式：刘 丹 刘 丽

责编： 王封礼

统筹： 姚胜祥

审核：罗 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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